【永利国际】厉以宁:体制也是生产力

【永利国际】厉以宁:体制也是生产力

78岁高龄的厉以宁这两年可火了!但愿今后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些

…………………………………………. mfk316 于 2009-11-28
19:49 补充以下内容 ………………………………………….

第二次大转折开始于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体制的转换,即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转换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的。体制转换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它使社会主义制度增添了活力。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大幅度上升,中国的工业化步入了中期阶段,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扩大了。如果没有体制的转换,我们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的。正因为体制转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发展。

1980年,在香港附近建立经济特区,特区跟内地不一样,内地是计划分配,深圳是市场调节,深圳的高楼一幢幢起来,短短几年,深圳大变样。所以大家才知道,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速度并不低于香港。

几次重大转折之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百姓生活也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人们积小成多的力量。建国60周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咱们畜牧业的发展也由“副”变“主”,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贡献,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时代前进的大潮中,在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中,我们现在的努力,也必将创造下一个历史的辉煌。

制度更替在1949年和以后的几年内完成了。体制转换开始于1978年年末,至今已超过30年。尽管这30年来体制的转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有不少体制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继续解决,例如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行业垄断局面的打破、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教育体制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统筹等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

共和国六十岁华诞前夕,对中国企业股份制改作出重要贡献的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家中接受了新浪财经独家访谈,“已经很久没有接受媒体专访了。”
78岁高龄的厉以宁说。
为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情况,厉以宁最近亲自去广东和辽宁作了考察,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在与新浪财经的独家访谈中,厉以宁不仅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股份制改革,而且对中国经济复苏和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微观和宏观上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建议,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无疑是厉老给共和国六十周年的一份大礼。
中国经济、金融一直以西方为老师,这次西方老师犯了一个大错,未来中国经济该向谁学习,是否可以自己引领世界呢?
厉以宁表示,西方有不同的学派,说西方经济学导致了金融危机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西方某些经济学派的观点,影响了这几年西方的经济政策,流动性扩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制度放松了,这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说不要金融监管,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些观点是对的,有一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地修正和改正。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在60年之内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会代替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次大的转折叫做制度更替。
第二次大转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这样快的发展。
第三次大转折现在正在开始,从2000年以后,更确定一点说是从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是单纯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在当时认识不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要求不但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护环境,要节约资源,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大转折,刚开始。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在第一次大转折之后,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前提,接下来,体制如果不转换,中国富不起来,而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未来就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是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共有的,资源也不能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孙万代共享的,这是第三次大转折,但第二次转折还没有完,因为体制改革中城乡一体化还要搞,社会保障制度还要搞,金融制度还要深化。可以说第三次大转折和第二次大转折在同时进行。现在第三次大转折刚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来源:新浪财经 ————————————–
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夸张度也是从未有过的
————————————– 引用自曹锦萍 发表于 2009-9-25
13:05的内容
共和国六十岁华诞前夕,对中国企业股份制改作出重要贡献的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家中接受了新浪财经独家访谈,“已经很久没有接受媒体专访了。”
78岁高龄的厉以宁说。 为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

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

为什么效率比较低呢?因为当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都在宣传资本主义有各种矛盾,将来革命胜利之后,要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能够解决资本主义下的两大问题:第一,能解决短缺问题。凡是进入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如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更不用说了,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通过计划经济,组织全国人民生产,安排原材料分配,能够短期使经济上去,解决短缺问题。这是当时的一种希望。

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到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三项重要改革,突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好像往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三块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了层层波浪。

第三次大转折开始于本世纪初。这是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即中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式的转变为集约式的,由速度型的转变为效益型的。通过经济建设的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率更重要,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必须保护环境,治理环境,节约资源,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我们懂得了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总之,只有切实地、有效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

厉以宁: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制度的更替,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突破是1979年,是体制的转换,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用了30年,这期间我们基本上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尚未完成。第三次突破是2003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增长模式的改变。因为制度在1949年已经确定了,体制在过去30年中也开始转换,所以从2003年起,就开始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改变。

第一次大转折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次制度的更替,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人民翻身了,当家作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没有无数先烈为解放事业而献身,制度的更替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国庆前夕,厉以宁就60年中国改革路径若干问题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

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可以说,这是本世纪初才受到普遍重视的新课题、新任务,更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难道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吗?没有相应的体制转换,能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吗?又如,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主体应当是企业,政府的任务是规划、指导和服务,但怎样才能使企业认识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迫切性呢?政策上如何引导、帮助、鼓励呢?如何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调动企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呢?再如,既然企业应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需要投资的,资金如何筹集?融资难的问题如何化解?这又涉及企业怎样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如何深化等问题。

体制的转换又叫制度的调整,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我感到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厉以宁:从前的增长模式是速度型而不是效益型,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2003年,我们推行了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一是传统发展观重物质生产,而对人不重视,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此作为原则和指导思想。二是传统发展观重生产、轻生活,而科学发展观是关注民生问题,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是传统发展观把GDP看成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而科学发展观认为GDP是重要的,而绝不是唯一的。因为经济增长是个基础,但应该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四是传统发展观不重视可持续发展,所以速度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掠夺型的,而科学发展观重视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节能减排,走循环经济的道路。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论民营经济》和《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等。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南北朝的时候是刚性体制,豪门是豪门,百姓就是百姓。到了唐朝开始转变,实行科举制度,只要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做官的,儿子考不上,就不再做官;中国土地制度是分家制,西方是一子继承制。结果到了宋朝,封建体制转变了,变成了弹性封建体制,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不断地可以流动,这样一来,封建体制就变得有弹性。从北宋公元900多年起,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时间,假如不是鸦片战争外来的强大压力对封建社会加以摧毁,封建社会有可能还要延长。

从经济上看,结论是清楚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体制继续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改变结合起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那年夏天,我带了几个学生到哈尔滨讲学,课刚讲完,准备第二天到牡丹江去。可是接到电话,要求我连夜回北京。回去才知道,向中央汇报,为什么不主张改价格。当时我的汇报是,第一、西德是私有制经济国家,都是私营企业,价格放开后,经济自我调整,实行了优胜劣汰;但中国是国企,价格放开后,亏还是国家赔,条件不一样;第二、西德是在美国援助下,美国当时有马歇尔计划,中国的改革能够寄希望谁,哪个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帮助我们?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放开价格是环境改善,真正需要的是企业改革。如果不改企业,价格怎么能起作用呢?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是第一性的,流通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中国的价格改革和流通领域改革,关键是生产领域改革,如果不改企业,生产领域不改,怎么行?

厉以宁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起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公平。现在有很多农民企业家,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他们被束缚在生产队里,不可能出去找工作,不能自由流动,更谈不上创业;而改革开放以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很多农民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业成功。所以生产要素不让流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

回顾60年来的三次大转折,我们就能了解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都以制度的更替为前提。正因为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体制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链接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著有大量学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计划经济时代?

永利国际,——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摊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此外,在当时,我们是从国民党那里把破摊子接受过来的,国民党时期的私营经济不发达,国民党的大矿山、钢铁公司和铁路都是官僚资本,由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进行管制。所以在这个摊子上接受过来,当然只有国有化,不能拿过来分卖掉。同时,只有走这条路,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苏联当时援助的150个项目中都是国有企业,这给以后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厉以宁: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肯定其历史必然,起过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必须在体制上作出转换,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

当时国务院准备采纳这个方案,但是在紧要关头,1986年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由我作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的主题是“改革的基本思路”。当时是人山人海,座位后,窗户上都是人,我的报告的第一段话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就是改企业。外电报道说中国出现另一种改革思路,改所有制。

计划体制是一个封闭体制,在封闭体制下,资源转换不能实行;而市场体制是开放的,可以实现资源转化。瑞士是个小国、山国,资源贫乏,可是瑞士不短缺,实行了资源转换,通过旅游资源取得了外汇;而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地大物博,可是封闭体制,资源很丰富,但短缺很严重。

这表明什么问题?西欧封建体制的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了城市和资本主义,结果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中国封建体制改了,从唐朝以后到宋朝,变成了弹性体制,结果封建社会延续下来。这说明,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最后,价格改革暂停,转到企业改革上。股份制的推行,波折也很多,最后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建立了证券市场,到了十五大,中央决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样,企业改革,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

《中国经营报》:一般大家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能够解决公平问题,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在农村,逼得没办法,安徽凤阳18户搞大包干,就是承包制,这样中国农村改革就开始了。农村改革几年之后,农村什么都有了。农村劳动力富裕起来,乡镇企业开始兴起,80年代初可以经常看见火车上推销员提着个包,到处推销,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

厉以宁:公平问题同样不能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厉以宁:农村改革后,1984年开始,城市如何改?当时有两种改革路线辩论。一派人主张改价格,就像穿衣服一样,第一颗扣子扣错了,所有的扣子都会扣错,第一个扣子就是放开价格。当时国外专家也主张放价格,并以西德为例,二战后西德被英法美占领,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在美国帮助下,西德进行改革,把物价全部放开,之后50年代中后期西德经济复苏了。当时外国人建议,西德就这样改,为什么中国不能这么改。

企业改革是关键

什么叫最大的公平,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在计划经济之下,连短缺都解决不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不能实行最大的公平。

中国经济的三次突破

厉以宁1951年考入北大,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加上读书的日子,在北大已经接近60年,这位将近八旬的老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

——制度的更替,体制转换,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就是60年的基本总结。

“计划经济体制要解决短缺问题、公平问题的两个设想,经实践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

厉以宁:应该看到,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效率,效率比较低;另外,也没有真正解决公平问题。

——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世代如此。实际上这种刚性体制就像铁锅一块,经不起砸的,一砸到地上,就碎了。

 

以上说明当初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够解决短缺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短缺的。

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计划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

厉以宁:在前30年,从1949年到1979年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要一分为二地看,当时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首先承认,这是历史所造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当时发达国家抵制中国,不跟你来往。所以我们唯一的联系是跟苏联。苏联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计划经济,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向苏联学习。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厉以宁: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解决短缺问题。要解决短缺,就必须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积极性,企业不是市场真正的主体,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个人在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上,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如何使产量大幅上升,解决短缺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的权力是分配的权力,权力被掌握在那些机构手中,权力的滥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

制度的更替,体制转换,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就是60年的基本总结。

《中国经营报》:后3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中国经营报》: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以后的城市和企业改革是如何推进的?

《中国经营报》: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解决短缺问题?

体制应该有弹性

——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厉以宁在参与经济决策方面卓有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积极呼吁推行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最终被决策层采纳,被外界称之为“厉股份”。

所以,前苏联存在了70年,到了解体的时候,尽管计划经济实行最早,但是前苏联是一个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国家。

《中国经营报》:第三次突破的特点是什么?

——社会主义也是一样,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可能像前苏联那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能够延续。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1979年以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

“制度的更替,体制转换,以及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这就是60年的基本总结。”

——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就业问题是长期问题,而通货膨胀只是短期效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这样才能发现经济运行的宏观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之道。

第二个希望是,资本主义不平等。通过计划经济,把重要的生产组织起来,原材料适当配置,产品也得到公平分配,贫富差距能够缩小,于是公平问题就能够解决。但是这两个设想经实践证明,是不切合实际的。

编辑:文尚

机会均等是公平。什么叫机会均等,在运动场上,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有多大的本事,就跑多快,出发点是相同的,差别是竞赛的结果。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跑100米,有人在起跑线上,有人在起跑线前60米,有人在之后40米,还有人不能参加比赛,这公平吗?

《中国经营报》: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你如何划分总结?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

 

《中国经营报》: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呢?

厉以宁: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儿着手?当时计划体制很牢固,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当时,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在城市,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只要城里人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是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元工资都是有的。但是,农村不一样,生产是管制的,生活是不包的,而城里人有最低的粮票,能维持生活。

一分为二看计划经济体制

厉以宁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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